新藥的上市看起來能解決一些臨床未滿足的問題,照道理講,這似乎有助于提升所有人的整體健康程度。
然而,近期發(fā)表于柳葉刀的一篇論文卻得出了一個相反的推論。他們認為,過去二十年間,英國國家醫(yī)療服務體系(NHS)用于新獲批藥物的資金,如果轉而投資于現有服務,反而可帶來更多的健康益處。
關于NICE數據庫的調查
來自英美兩國的研究人員首先審查了2000年至2020年間發(fā)表在NICE(英國國家醫(yī)療服務體系卓越研究所)公開數據庫中的英國新藥技術評估。當他們調查了NICE新藥評估中的339次評估中對385種適應癥評估過的183種藥物后,他們發(fā)現,在整個評估中,質量調整壽命年(QALYs)的中位增益為0.49,離散程度適中。
質量調整壽命是綜合衡量健康結果的評價標準,不僅考慮了患者的生存時間延長,還考慮了患者生活質量的提升。因此,QALYs在醫(yī)學研究和臨床實踐中被廣泛應用,用于比較不同健康干預措施的效果。
然而,當這一中位增益貼合到實際1982萬名患者的受益情況時,會發(fā)現明顯的問題,預計NICE推薦的藥物產生了375萬個額外的QALYs,而NHS為此付出了751億英鎊的成本。該論文估計,如果這筆錢(751億英鎊)用于改善現有的NHS服務,大約會產生500萬的QALYs。這500萬QALYs包括171萬個免疫學相關的QALYs,151萬個腫瘤學相關的QALYs和107萬個心血管管醫(yī)學相關的QALYs。
研究人員由此得出結論NICE推薦的藥物對人群健康的累積效應是負面的,凈損失約為125萬QALYs。
出現這種損失倒是很容易理解。
目前許多的新藥的開發(fā)原則是“存在未滿足的臨床需求”,由于數據剔除了撤市的新藥產品,這些新藥也確實能讓患者直接受益。但是在另外一方面,研究人員認為,這些新藥的開發(fā)是以未能夠從新藥中獲益的人群為代價的。
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教授,也是這篇論文的主要作者Huseyin Naci表示,對于臨床需求未得到顯著滿足的患者而言,新藥可能就是他們的命,但是創(chuàng)新藥價格本身就很昂貴,其成本并不總是能證明其帶來的益處是合理的。
不同疾病領域中的細分差異
在研究人員的調查中,他們還發(fā)現不同疾病領域之間的細分差別。比如說增量成本效益比(ICER)中位數在抗感染藥物的12次評估中為6478英鎊,而在144次腫瘤藥物評估中高達30000英鎊(P<0.001)。
免疫(257億英鎊),腫瘤(227億英鎊),心血管(160億英鎊)是成本占比最大的前三項細分。
在NHS中,新藥對抗感染藥物、眼科治療藥物和其他類別藥物(如呼吸、胃腸道、內分泌、骨科、泌尿、皮膚科和精神健康藥物)的凈健康影響是積極的,這些藥物共同產生了約36萬額外QALYs。而其余治療領域產生了“負的凈健康影響”,其中腫瘤藥物在人口層面導致了87萬QALYs的損失。
未參與該研究的利茲大學衛(wèi)生經濟學家Daniel Howdon表示:雖然“新藥可能會損害人群健康”這種想法似乎有悖常理,但細想之下有一定道理,因為新藥所消耗的資金如果沒有用到了其他更需要資金的地方,實際上可能產生更多的健康損失,需要好好權衡健康支出的對象。
針對指責,NICE的反應是?
這篇論文顯然將矛頭指向NICE,潛藏臺詞是,NICE推薦了太多不適當的藥物進入指南,對此,NICE也給出了他們的答復:
將資金用于新藥確實會產生機會成本,這會擠占衛(wèi)生系統中其他服務的資金。這正是NICE的作用至關重要的原因:他們會謹慎評估新型治療方法,并僅向納稅人推薦那些物有所值的療法。這在英國國家醫(yī)療服務體系(NHS)面臨重大挑戰(zhàn)的時期尤為重要。畢竟NHS的每一筆預算都只能使用一次。
如果NICE沒有推薦這些新藥,它們幾乎肯定還是會在NHS中得到使用。最為關鍵的是,在英國還會牽扯到地方和中央上再資金決策上的掰扯:
如果沒有NICE的參與,資金決策將由地方層面作出,這會導致患者獲得治療的機會不平等——即“地區(qū)差異導致的不公平現象”,并可能增加成本,因為與制藥公司的多次地方談判可能無法為NHS爭取到最優(yōu)價值。
總的來說,NICE還是強調自身在整個資金談判中的作用,他們認為離開他們的幫助,結果可能更壞。
參考來源:
BMJ 2024;387:q28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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